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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宏观长春
导 读
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新基建是中国“危中求机”的胜负手。
摘 要
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2020年1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谁能够“化危为机”，谁就能在危机后持续领跑全球。回头看，穿越2008年次贷危机的国家中，只有美国和中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美国人均GDP已突破6万美元，已经彻底将其他G7国家甩开；而中国人均GDP已在2019年突破1万美元，向前迈了一大步。
大国之间无时无刻不在互相追赶和竞争。2008年次贷危机后，G7国家中，只有美国进行了最彻底的市场出清和要素重组。2020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美国政府推出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提振总需求，虽然美国政府的初衷是救助企业、减少失业，但美国企业也必然在这个过程中重组资产负债表，为疫情之后轻装上阵积蓄力量。
全面权衡，精准施策最为关键。对中国来说，相较于2008年，一方面，外部发展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发达国家越来越限制自身的“科技外溢”。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要素价格逐渐抬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个别资产价格高企。在全球民粹主义盛行，“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用好我们现有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的筹码，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基建”是中国“危中求机”的胜负手。4月17日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我们的传统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占我国投资与生产很大比重，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关键。同时，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们能否“弯道超车”和“危中求机”的胜负手，是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将我们的产业和创新提升一个层级的关键所在。
2020年政府信息化建设投入一万亿可期。杭州和上海在信息化建设的初期，普遍是通过专项财政投入，促进智慧城市平台、物联网平台等建设。杭州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建设初期（2014年到2015年），以及上海信息化建设初期（2019年），投入财政资金约占公共预算2.5%左右。我们假设在新基建配套政策支持下，各省市投入能够占到预算资金的2.5%、3.75%及5%，则可以分别对应投入“新基建”资金达5000亿、8000亿及1万亿元。
正 文
一、新“基建”是中国穿越危机的关键
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2020年1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谁能够“化危为机”，谁就能在危机后持续领跑全球。回头看，穿越2008年次贷危机的国家中，只有美国和中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美国人均GDP已突破6万美元，已经彻底将其他G7国家甩开；而中国人均GDP已在2019年突破1万美元，向前迈了一大步。
大国之间无时无刻不在互相追赶和竞争。2008年次贷危机后，G7国家中，只有美国进行了最彻底的市场出清和要素重组，在政府加杠杆拉动总需求的支持下，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大幅去杠杆，奠定了美国经济的最长扩张期和美股十年牛市。2020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美国政府推出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提振总需求，虽然美国政府的初衷是救助企业、减少失业，但美国企业也必然在这个过程中重组资产负债表，为疫情之后轻装上阵积蓄力量（详见20200413《2万亿法案全透视—何以振兴美国》）。
全面权衡，精准施策最为关键。对中国来说，优势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劣势在于，2020年不比2008年，一方面，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民粹主义盛行，“去全球化”背景下，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发达国家越来越限制自身的“科技外溢”。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要素价格逐渐抬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个别资产价格高企。这一背景下，如何用好我们现有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的筹码，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基建”是中国“危中求机”的胜负手。4月17日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任何产业发展，都有一个从弱小逐渐壮大的过程，与其相匹配的人力资本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目前，我们的传统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占我国投资与生产很大比重，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关键。同时，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们能否“弯道超车”和“危中求机”的胜负手，是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将我们的产业和创新提升一个层级的关键所在。
“新基建”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报告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分，明确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在随后的2018年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促进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也多有着墨。
根据4月20日国家发改委的定义，新型基础设施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600869,股吧)基础设施等。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潜力巨大。疫情对一些传统行业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3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8.9%，比1-2月份大幅回升了20多个百分点。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大幅增长13.2%。新经济新业态，不仅是有效推进疫期防控和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落脚点，将这些潜力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动力，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进一步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
正因如此，2020年初以来，各省争先推出新经济新基建行动方案，如表1所示。
二、新基建政府投入规模测算：万亿可期
根据上海与杭州的先行经验，我们预计2020年对于信息化建设，政府投入一万亿可期。围绕着城市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一系列信息化建设，是政府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力点。我们从杭州和上海的先行经验中发现，在信息化建设的初期，二者普遍是拨出专项财政资金，促进智慧城市平台、物联网平台等建设。杭州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建设初期（2014年及2015年），以及上海信息化建设初期（2019年），投入财政资金约占公共预算2.5%左右。
我们假设在新基建配套政策支持下，各省市投入能占到2020年预算资金的2.5%、3.75%及5%，则“新基建”对应投入可达5000亿、8000亿及1万亿人民币。
2.1. 杭州——2014年建设初期，投入占财政支出约2.6%
杭州数字经济建设正式启动于2014年，2017年扩大至浙江省全省。2014年7月，杭州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智慧应用的“一号工程”。2017年12月，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2018年1月，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2018年，浙江省相继配套出台了《智能制造行动计划（2018-2020年）》、《“企业上云”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推进5G网络规模试验和应用示范》等多项政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在建设初期，杭州针对于数字经济的投入约占财政支出2.6%左右。通过分析杭州市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可以看出，在建设初期（2014年至2015年），杭州针对数字经济的财政投入约占预算的2.6%左右。虽然后期预算占比相对下降，但是总规模仍在逐步提升。同时，在2018年之后的预算执行报告中，将“数字经济”部分从科技发展中独立出来，单独列示，特别强调针对数字产业化和城市数字化的专项投入。
在政府政策引导和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杭州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信息化投资， 2015年项目申报总额约为3000亿元左右（估算值）。
并未披露第二批的项目投资总额，假设单个项目投资额与第一批一致
2.2. 上海——2019年加大数字经济投资，占财政支出约2.3%
上海2019年信息化建设投入财政资金大幅提升，达187亿元。不同于杭州的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上海用于信息化建设的财政资金分布在产业升级、科研经费、城市管线建设、智能化治理等多个部门，根据2019年财政决算数据，合计投入经费约为187亿元，占2019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179.3亿元的2.3%。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初上海市政府预算中，并未体现出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仅安排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6亿元，重点支持5G关键技术、新型城域物联专网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示范应用、模式创新，促进信息和集成电路产业加快发展。
2020年上海希望全面提升在线经济产业水平。4月13日，上海发布《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文件提出要以在线新经济作为超大城市有效推进疫期防控和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落脚点，促进上海经济率先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并提出2020到2022年末的一揽子建设计划，包括12个重点发展领域，以及众多配套政策措施。
我们认为，上海新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是对决策层“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指示的重要实践，是对发展新经济形态、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探索，将为全国其他省市地区更深入的推动信息化建设，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样本。
2.3. 2020年全国各省信息化建设预算有望上修
因为各省预算在疫情爆发之前通过，未来各省2020年信息化建设预算有望上修。从2020年各省已经公布的预算方案来看，信息化建设预算投入占比不高，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约为0.1%至1%，大幅低于上海及杭州的投入比例。疫情之前，一方面在线经济的相对优势还未显著体现，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整体平稳，对提升产业链效率的改革诉求也未到急切地步，对于相关方面的投入要求不高，更大的力量还在向民生和传统基建倾斜。
疫情之后，各省有望将针对数字经济的财政投入，大幅提升到一万亿元。疫情冲击之后，在政治局会议的大力倡导下，信息化建设必将是各省发展新业态、加速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杭州和上海在信息化建设的初期，普遍是通过专项财政投入，促进智慧城市平台、物联网平台等建设。杭州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建设初期（2014年到2015年），以及上海信息化建设初期（2019年），投入财政资金约占公共预算2.5%左右。
我们假设在“新基建”配套政策支持下，如果各省市“新基建”投入能够占到预算资金的2.5%、3.75%及5%，以2019年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4万亿规模为基数，则2020年可以分别对应投入“新基建”资金达5000亿、8000亿及1万亿元。
并且，这仅是政府财政方面的直接投入，连同带动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投入、社会资本投入，以及新基建直接相关的5G基站、工业互联网、充电桩、大数据中信等企业为主体的投入，最终2020年对新基建的总体投入规模可能超过2万亿元。
三、数字经济的正外部性：提升治理水平与经济效率
新经济助力浙江快速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疫情期间，在线经济受到冲击较小，这也使得浙江省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幅度较小，2月份财政收入单月增速为-1%，显著小于其他省份下滑程度。据浙江省财政厅介绍，1月至2月，浙江省企业所得税收入290.96亿元，增长13.6%，增收主要来自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311.3%，对企业所得税的增收贡献率为113.2%。反观以旅游业为主要支柱的海南省，2月财政收入增速-59%，出现大幅下滑。这也体现了在线经济在对抗外部冲击时，对于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智慧城市不仅可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而且可以提高疫情防控能力。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战略深度融合，可以切实提高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更高质量助力经济转型创新发展。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推动公共卫生能力的提高。通过启用多种智慧城市的创新应用，例如“健康二维码”、三家电信企业提供机主“14天内到访地记录”、口罩在线预约等，有助于实施精准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
（责任编辑：宋政 HN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