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由四川天府新区财政金融局、四川天府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指导，成都金融业联合会（成都现代金融产业生态圈联盟）、天府新区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天府气候投融资产业促进中心联合主办，成都市民政局、成都市慈善总会支持开展的2023年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与发展”沙龙——中国气候投融资指数（2023）发布及探讨活动在成都举行。
在本次活动中，天府新区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研究院、零壹智库共同编制的《中国气候投融资指数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2023）》”）正式对外发布。这也是国内首个中国气候投融资指数。
《报告（2023）》基于19个原始指标，从发展环境、气候投资、气候融资以及气候成效四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反映了包括我国23个试点地区所在城市在内的62个城市的气候投融资发展情况。
整体来看，2018-2022年，我国气候投融资指数由100上升至117.89，5年间上涨17.89%。其中，发展环境指数稳步提高，气候投资指数触底反弹，气候融资指数迅速攀升，气候成效指数再创新高。从地区和城市看，东部气候投融资发展水平最高，远超中部与西部发展水平，试点地区气候投融资指数水平始终高于非试点地区。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等部委2020年10月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气候投融资是指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融资活动，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我国正式启动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安排，2022年公布首批23个试点地区，气候投融资发展进程就此迈入加速阶段。
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呈现哪些特点？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的气候投融资表现如何？气候投融资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围绕一系列问题，在本次活动期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天府新区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曾刚。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天府新区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曾刚 主办方供图
全国气候投融资指数呈小步上升趋势
NBD：请问《中国气候投融资指数报告（2023）》的编制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划定了2018-2022年这个时间段？
曾刚：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安排》，首次提出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相关安排。2020年，生态环境部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2021年，《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发布实施，标志着试点工作的正式启动，并在2022年8月公布了首批23个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
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发布了一些与气候发展、绿色低碳相关的指数，但总体而言，这些指数均不是以气候投融资为对象，也未覆盖首批气候投融资23个试点地区。所以，天府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与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研究院、零壹智库联合编制了《中国气候投融资指数报告（2023）》。
为了进行对比分析，除了23个试点地区所在城市外，我们还选择了2022年全国GDP排名前50的城市，去重后得到62个城市。其中，东部39个，中部13个，西部10个。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环境友好工作方针，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对环境与气候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我们将指数覆盖的时间设定为2018—2022年，以更好地观察这段时期内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发展状况。
总体来说，这份报告有助于大家综合认识我国在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发展状况，相关各方可据此优化未来政策制定和投资方向，促进更有效的气候投融资活动和可持续发展。
NBD：从《报告（2023）》结果看，我国在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发展状况如何？
曾刚：我们基于62个城市的指数，采用GDP加权，得到了2018-2022年全国气候投融资指数、发展环境指数、气候投资指数、气候融资指数和气候成效指数。
总体看，全国气候投融资指数呈小步上升趋势，从100上升至117.89，5年间上涨17.89%，年复合增长率达4.20%。
图片来源：《中国气候投融资指数报告（2023）》
发展环境指数方面，综合表现最好，由114.31上升至167.54，整体水平在气候投融资指数之上，且年复合增长率为10.03%。这也反映出我国一直在积极创造有利于气候投融资发展的环境，包括政策支持、法规制定或投资氛围等，为气候投融资发展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气候投资指数方面，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2022年降至65.06，有待进一步加强。说明我国在气候投融资发展的资金投入方面还存在提升空间，可能需要更多投资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和倡议。
气候融资指数方面，速度最快，年复合增长率达13.70%，2022年为38.29，超过其他同级指数的增速。反映出我国气候融资活动发展迅速，资金流向气候相关项目的速度较快。
气候成效指数方面，整体水平最高，2018-2022年，由220.24上升至236.18，年复合增长率为1.76%，指数水平一直远远高于气候投融资指数和另外3个一级指数。这说明，我国气候投融资的实际行动和投资的结果表现良好，为气候项目的实施效果、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带来了显著效果。
成都发展环境指数表现突出
NBD：《报告（2023）》进行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的划分，这种划分对于分析气候投融资指数有何意义？
曾刚：由于区域发展战略、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产业结构的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在节能减排、绿色金融等发展方面存在不同的重心和阶段。以东部地区为例，其绿色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因此后续发展空间可能指向不同的方向。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未来还需要容纳经济发展，并且其产业结构可能存在一些消耗排放较高的行业占比较高的情况。因此，这种区分反映了不同区域在绿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以及发展趋势。
总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为气候投融资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来源和支持，科技创新能力相对更强，有助于推动气候友好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绝对发展水平可能更高一些。西部地区拥有更多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使得西部地区气候投融资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效果更加显著。所以要是从发展趋势或过去几年的变化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这充分说明了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面正在迅速改善，而这种区域差距的缩小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以及绿色低碳目标特别是“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这种差异化的比较是必要的，因为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NBD：您对于23个试点城市的气候投融资表现作何评价？这些试点城市在气候投融资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分别是什么？
曾刚：我们看到，试点地区的气候投融资发展水平不仅一直远高于非试点地区，还一直高于全国气候投融资发展水平。尤其是在发展环境、气候投资与气候融资三个方面，试点地区发展水平均优于非试点地区。
试点地区除了气候支持热情和气候支持实效水平更高以外，投资水平整体更高，融资能力也更强。2022年，试点地区气候友好型企业股权平均融资金额、债券总额分别为837.59亿元、404.96亿元，非试点地区则分别为73.28亿元、2.07亿元，这个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非试点地区气候成效表现更加突出，要优于试点地区。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城市和传统工矿业或资源型城市在内的试点地区，能源结构不合理，依赖于高碳能源，没能及时进行能源结构的转型，对气候产生负面影响。经济发达城市具有庞大的交通系统，通常使用化石燃料，释放大量温室气体。传统工矿业城市可能面临废弃物处理不当的问题，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所以在气候成效方面稍显不足。
NBD：我们看到，《报告（2023）》按照2022年全国气候投融资指数值的高低将62个城市划分为三个梯队，也分析了一些代表城市。其中，哪些案例让您印象深刻？
曾刚：在梯队划分中，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也与北上广深一起，进入到了气候投融资发展的第一梯队。在报告中，我们对北京、上海、苏州、东莞、武汉、合肥、成都、西安8个代表城市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城市都对气候投融资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政策、财政支持，大力发展气候友好型产业，力求超前布局。
图片来源：《中国气候投融资指数报告（2023）》
特别是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之一，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创新基础和能源基础，自筹备气候投融资试点项目成功获批以来，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地方财政的气候投融资活动，发展环境指数表现突出，气候投资指数显著上升，位于全国上游水平，贡献出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在成为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区之前，成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绿色金融实践经验。而后又通过强化各部门联动，将气候投融资工作与地方经济、金融、产业、环保等领域的政策相协调，有效地为气候投融资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21-2022年，成都节能环保方面的财政支出数额由13.35亿元增至54.63亿元。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占比从0.22%上升至2.24%。
图片来源：《中国气候投融资指数报告（2023）》
另外，成都打造了天府国际基金小镇、绿色创新金融工具，建设绿色低碳领域技术研究平台，构建出产、学、研、投一体，辐射整个西部地区的气候投融资生态圈。四川天府新区聚集了多家高能级气候投融资机构，也聚集了一批气候投融资基金。
同时，成都政府还实施各类降碳项目补助，积极参与碳排放权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首创碳减排票据再贴现专项支持计划，指导金融机构运用再贴现资金加大对碳减排企业的融资支持，这都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空间巨大
NBD：在您看来，当前我国在气候投融资方面发展所取得的进展，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有何重要意义？
曾刚：我们的气候投融资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目前，我们的绿色信贷规模全球第一，并且与气候投融资相关的部分占据了主导地位。另外，我们还发行了一些与气候投融资相关的债券，比如与碳减排挂钩的债券等。现在绿色债券的余额大约在3万亿，与碳减排挂钩的债券也有几千亿了，产品总量不断增加，产品类型不断丰富，这都在推动着我们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发展和向好，也让我们在一些特定领域打开了新空间。
比如，在新能源领域，我们不仅实现了低碳排放的发展，还培育出一些具有全球竞争力优势的产业。如新能源汽车，中国在相关领域绝对是全球领先的，这说明绿色低碳产业不仅促进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且在商业上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和国家发展的新动能。
当然，这些过去一段时期内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前期总体政策和具体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得益于金融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
NBD：您如何看待未来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前景？
曾刚：进一步推动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需要重视气候投融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够实现生活、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而且能够培育新的产业，比如新能源行业，成效已显。未来，这个领域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新产业兴起，推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的竞争力，引领全球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对于我国构筑长远发展的竞争力有着很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些领域应该成为金融市场未来服务的重要方向。
落到具体实处，就是怎样围绕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进一步完善相关的产品创新和市场体系。这个过程离不开金融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引导，这里面的空间巨大。
NBD：在此基础上，您认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该分别承担怎样的责任和角色？
曾刚：从政府层面看，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战略部署，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提出“绿色金融”是五篇大文章之一。在国家层面，已经制定了整体的政策目标。在金融层面，也设定了具体的金融政策目标。
下一步，我们需要进一步丰富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减排领域的投放。同时，需要制定一些相关的金融标准，特别是与气候投融资相关的转型金融等相关的金融标准，这将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和资金投向更具针对性。另外，通过监管政策的设定，构建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更好地推动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等方面发展。
对地方政府来说，我们可以借鉴试点区域的经验，结合自身本地经济转型的需要和双向发展目标的需要，因地制宜，构建适合本地发展的政策引导机制，这样可以更好地实现气候投融资与绿色金融有效融合，形成真正的政策协同效应。
从企业层面看，应将绿色生产、低碳发展作为转型发展的目标，特别是高排放的传统行业，金融机构也应该为企业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支持，帮助企业实现低碳转型。
从社会和个人层面来看，我们应该创造更好的环境，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绿色消费的理念，为绿色生产产品给出更高的溢价，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引导资金或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绿色发展或低碳转型，这样能更好地推动整个国家的“双碳”目标的实现和绿色发展模式的建立。否则，绿色生产可能反倒会增加生产成本，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封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VCG211377512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