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我国金融体系由动员性向配置型转变，最终走向服务型金融。这三个阶段的转变，正好也是“公共金融”向“公司金融”转型，最终走向“家庭金融”的自上而下的“滴落”过程。由此，依赖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才能真正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现代汉语中的“金融”一词最早来源于日文，而日文“金融”(きんゅう)又是英文“finance”的意译。英文“finance”源于法文，古意指王室金库的收入、财源，或指现金，其他主要西方语种也大多源于此。法文“finance”又来自古法文“finer”，古法文又源于拉丁文“finis”，意即“终点、完结”，或“目标完成”，与英语“end”含义基本相同。从英语“金融”的词源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是为帮助实现某种目标的一种手段。在现代社会，金融系统除了在不同时间与空间配置资源以外，还具有管理风险、清算和支付结算、提供信息、解决激励问题等多种职能。这里的资源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甚至能源等。因此，金融体系关注不同经济决策者如何利用市场达到资源在时间和风险两方面的最佳配置。
回望70年风雨征程，我国金融体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动员性金融”，金融主要功能是利用全民储蓄的动员机制建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伴随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同时，“金融深化”也意味着“动员性金融”开始向“配置型金融”转型;最近十多年则是第三阶段，金融一方面帮助宏观经济实现结构性调整，另一方面也更多服务家庭与个人，服务于消费驱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从“配置型金融”向“服务型金融”转型。
1949年以后，我国走上了一条完全由国家发展经济的工业化之路，而与之相应的金融安排也实行“大一统”体制，这是出于动员社会金融资源的需要。通过国家隐性担保银行不破产的全民储蓄动员，最大限度集中全社会的金融资源，以人民银行为唯一的银行向企业输血，迅速完成工业化。当年若没有这样一种动员性金融，一个偌大发展中国家在如此短时间内要想大规模重化工业投资和建设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提高经济效率与企业利润再通过动员性金融来实现就越来越困难，这时就需要资源配置性金融了，金融深化就显得尤为迫切。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改革，实际上就是“动员性金融”向“配置型金融”转换的过程。一方面，正规金融通过“拨改贷”政策，为落实企业的自主性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国有企业逐步走上“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为私营部门或家庭融资需求提供融资，也有力促进了民营企业成长。总体上说，这种金融体制安排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以及GDP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
张军教授在今年出版的《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论证说，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因为在市场还不完备的条件下，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而是“做对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这恰是后发国家到了追赶阶段，在给定约束条件(尤其是金融不完全这个约束)下最优的发展策略。在笔者看来，我国金融不完善并非是一个外生的约束条件，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恰恰也正是转型过程中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一部分，在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具体策略上，这样的“金融抑制”也起到了压低资金价格的作用，由此间接促进了企业的资本积累。只是，在这个相当长的“动员性金融”向“配置型金融”转换的过程中，银行长期为企业提供融资，家庭与个人几乎是被忽略的。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尤其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上述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这首先得益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家庭存款在银行总存款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外，随着利率市场化，家庭从银行理财过程中得到的收益也越来越高，个人贷款在银行占比中也日渐上升，2018年甚至超过三分之一。居民杠杆率(居民和企业贷款占当年GDP比重)快速提升，从1996年的3%增至2008年18%，2018年居民杠杆率已超过50%。这表明金融的融资功能已越来越多地渗透至个人生活，不仅满足了家庭的消费需求，更为个人创新创业、实现更好发展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由此，金融真正成了帮助国人实现目标的手段，为国人积累资本金、汇集信息，促使大家协同工作，实现个人梦想提供源动力。
70年来我国金融体系由动员性向配置型转变，最终走向服务型金融，这三个阶段的转变过程，正好也是“公共金融”向“公司金融”转型，最终走向“家庭金融”的自上而下的“滴落”(trickle-down)过程。随着金融不断深化，利率越来越市场化，金融机构投资理财、金融服务不断完善，个人有更多机会享受经济成长带来的好处，个人创新创业能得到金融部门的多种融资服务，个人住房贷款和其他消费需求也能更方便得到贷款。正是在这样一种“家庭金融”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依赖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才能真正转向了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