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 | 第四周
3月26日纽约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112
“既然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感染，我就不至于在每次取下防护服时因为小失误而抓狂，我才能说服自己一次又一次戴上已经用过的一次性口罩。”
我休息了几天。返回医院的前一天晚上，一个同事在群聊里说，她的一名49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急诊室等床位的时候，就这么死在了椅子上面，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死前是否呼吸困难。
上班路上，我在广播中听到纽约市另一家医院的一名48岁护士死于新冠肺炎。有人告诉我，我们医院的麻醉师被感染，已经上了呼吸机。在别的医院，一名外科手术医生和急诊室医生也都上了呼吸机。
当我走进医院大门时，我已经认不出急诊室了。随处可见不同年龄的患者插着呼吸机。空气中充满了激动而压抑的情绪。
急症室里安静得有些诡异，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不允许家属进入了，大多数病人都病得无法说话。少数没有用呼吸管的病人还能咳嗽，但这声音也被他们的口罩遮住了。大厅里只有氧气罐嘶嘶嘶的声音。
值班开始几个小时后，一名护士来找我。她崩溃了，泪水从发红、布满印迹的脸颊上流下来。她抽泣说着愤怒、沮丧和悲伤的话。她已被压垮了。我想给她一个拥抱，但我不能。
此后不久，有人问我：“医生，可以把病人带去太平间吗？” 我和另一位值班的医生互相看着对方：太平间？谁死了？原来是一位正在等待住院床位的患者刚死了，我们几个都没发现。
几天前，新冠肺炎患者还不多，但是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就变成了一家意大利医院，一家新冠肺炎专治医院。几乎每个患者的测试结果都是阳性。偶尔看到几个阴性结果我才会感到奇怪。我们必须假设每个人都已被感染。
一个同事告诉我，他值班期间用了3个口罩。3个口罩？！我质问他，你疯了吧！然后我才意识到，不正常的是我。这些口罩是一次性的，本来我们必须在接触每个病人后换一个新的。我的同事刚值完12小时的班，接触了不小于 30个可能已经感染的病患。我居然会因为他用掉了3个口罩而感到震惊，我忘了已经有多少医护人员感染生病了吗？
由于急症室爆满，那些阳性患者和等待测试结果的患者都被安置在同一个房间里。即使我们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有和已感染的患者接触，只要没有出现症状，我们就要继续工作。在意大利，已经有61名医生死于新冠肺炎（这个数字在两周内就会过百），那里的医护人员认为他们加剧了病毒的传播。他们只要有接触史，就会频繁地接受检测，哪怕还没有症状。
我不能去想我已被感染的概率以及存活的可能性。我记起我的导师说的那句话，如果我不强迫自己去相信自己是百毒不侵、是无敌的，我就不能继续工作。否则，在防护不当、有风险的时候——也就是每次我医治一名病患的时候——我都会因为担心自己被感染而深陷恐惧。但每当我医治一名与我年龄一样的患者，听说有同事被感染，得知有前同事已经上了呼吸机，读一篇关于医护人员一旦感染，症状会比普通人严重许多的论文……我已经不能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接收了那么多三四十岁的病人，他们不是说年轻人不易感染吗？我不能去想这些。我提醒自己，运气好比技术高超来得重要。只有这么想，我才能得到一些慰藉。因为，既然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感染，我就不至于在每次取下防护服时因为小失误而抓狂，我才能说服自己一次又一次戴上已经用过的一次性口罩。
有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第一次照了照镜子。我的眼睛充满了血丝，深深的勒痕横穿我的脸颊，鼻梁上有破皮后结的痂。我只想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但我还是强迫自己洗了澡。
我重启手机后 ，看见意大利贝加莫的一位护士给我发短信说她出车祸了。车是报废了，但她受伤不严重。对她来说，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她写道：“我们太累了，无论怎么睡疲惫也消失不了。”
“我觉得我真的要看看心理医生了”（纽约时报）
作者介绍：
华裔Helen Ouyang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Irvin医疗中心的一名急诊室医生，处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线。3月初，热爱写作的她开始记录意大利同行们通过邮件和电话告诉她的疫情故事，却没想到在短短两周后，新冠肺炎疫情就席卷纽约，她笔下遥远的“故事”居然变成了“记录”亲身的经历。
系列连载，未完待续……
编译：邹非序
校对：蓝淑茹
来源|南方+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