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与“女子大学”
刘伯承元帅
进入解放战争后期，肩负机动作战任务的二野必须轻装前进、追歼远敌，留在后方的妇女儿童安置问题便成了后顾之忧。为此，1949年2月，二野创办了我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所女子大学，时任司令员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委。
“二野女大”分布于巩义市、偃师市、新郑市等，由总校和一、三、四、五等4个分校组成，集中对万余名妇女干部、家属、儿童进行了培训。
巩县的康百万庄园，因为有33个庭院，53 座楼房、73 孔窑洞、97间平房，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二野女大”总部，就利用这些现有设施，驻在康百万庄园南大院，领导机关、教务处均在该处办公。
另外，“二野女大”的一分校，分驻到了康店镇的康店村、黑石关村、焦湾村。三分校则进驻了孝义街道。
露天课堂
倾注全力
1949年3、4月份，“二野女大”正式开学了。
从那时开始，嘹亮的军号唤醒了邙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在伊洛河畔响起，乡间小道、堤坝上，不时闪耀起女大学员军帽上的“八一”红星。
当时，“二野女大”的条件非常艰苦。据当事人回忆，黑板是用锅灰涂在墙上或门板上做成的，桌凳是从老乡家借的；没有教室，庙宇、祠堂、仓库、院坝甚至树下就是课堂；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练，睡觉时用手指在身上划。但是，学员们仍然认真听形势报告，开展社会调查，学政治、学文化，还自创了“听、说、想、写、记”5字学习法，办起了墙报和专刊。
《解放军报》后来评论说，“二野女大”存在的时间仅有1年多，但它对于顺利推进解放战争，以及为新中国培养妇女干部、培育革命后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军教育史上的靓丽一页。
为了办好这所特殊的大学，刘伯承花费了不少心思，在教学和供给上给予“二野女大”多方面的关照。1949年5月至8月间，他多次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的领导：“我部队现仍在军事行动中，位置既未确定，生活亦欠稳妥，故决定仍将女大留河南待命。该校安全问题仍请华中局代为筹划。”“女大在中原，承蒙多方照顾，至为铭谢”“关于留在河南之女大一切供给，希通知河南省委继续照顾……”
为确保“二野女大”教职员工、学员生活无虞，刘伯承还特别指示，前线部队要将缴获的战利品，优先送往“二野女大”。
成效显著
针对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实际情况，“二野女大”着眼长远，把文化课作为了学习的重点。
如何学好文化课，学校却又想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方法。首先，是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和有无孩子，把她们编成了不同的队和班。其次，课程紧密联系实际，政治课，就以时事政治教育为主，使学员了解革命发展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政策；地理课，就结合部队路线，部队打到哪里，课堂就讲哪里；算术课，把学着用加减乘除法计算消灭敌军的数量，以及缴获武器的数量，编成加减乘除法。
语文课就更有特点了，学校教学员给前方爱人和部队写慰问信。有的学员还给丈夫写信说：“你们在前方打老蒋，我们在后方学本领，你们拿枪杆呀，我们拿笔杆，咱们比一比呀看一看，看谁的名字在最前面。”既激发了学员学习的热情，也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
女学员合影
有一次，几位学员听到驻地乡亲们说：“女大的学员，大多是解放军的干部家属，但她们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军的官太太。”就这一句话，学员们上操时斗志更加昂扬，助农时更加吃苦耐劳，生活上更加艰苦朴素。并且，大家约定：不随意到老乡家串门，课余为驻地老人看病、为小孩理发、帮群众学文化。把一个个“女革命者”的形象，展示在人民面前。
在加强学习、带好小孩的同时，“二野女大”的师生，还积极参加生产和巩县等地的地方工作。她们不仅种菜、养猪、生豆芽、磨豆腐来改善生活环境，还加班加点做军衣、军被，支援前线作战。
女学员在巩县兵工厂排练
在课余，“二野女大”的学员们自编自演街头报剧、秧歌舞剧等，向驻地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二野占领大西南以后，女大奉命前往与总部及各兵团会合。1950年4月，西南军区政治部充分肯定了“二野女大”的工作，指出“这一大批妇女干部是可用的力量”，要求“将她们作妥善安排，对她们的工作等级与待遇应同男干部一样对待”。
据后人回忆，曾在康百万庄园参加培训的“二野女大”学员聂建文，根据组织决定，1950年担任了贵州省妇联的宣传部长。“二野女大”的学员，有一半以上担任了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有的则成为财会、文秘、卫生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二野女大”的学习经历，也成了她们共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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