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伟萍
编辑 | 谢长艳·编按者·
开放加速叠加全球进入负利率时代，让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优势进一步凸显，海外投资人也正把目光聚焦到中国。
那当前A股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具备估值“洼地”优势？海外投资人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最确定的机会在哪里？华尔街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一致预期是什么？面对中国市场的开放，海外投资人还希望在哪个领域再继续改善？中国的资产管理人又该如何面对资本开放的大趋势？
带着这些市场关注的话题，11月10日上午，在北京中国大饭店，《红周刊(博客,微博)》记者对奥本海默基金原董事总经理，现任美国景顺基金高级基金经理李山泉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独家深度专访。
(《红周刊》记者独家对话李山泉)
受益于中美两国的生活和工作经历，让李山泉能以国际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变化。
美国景顺基金高级基金经理李山泉表示，华尔街对开放的A股充满兴趣，从未因贸易摩擦放弃对A股的关注。先觉的海外资金已经捷足先登A股。受益于14亿人口的大市场，消费股和科技股机会最值得关注。虽然现在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并驾齐驱，但未来以基本面分析为主的主动型投资将会是市场的主流。这点在A股正逐步体现，未来好公司将享受更高的估值溢价。
他认为，被国内投资人忽视的数字税，可能会成为科技龙头股的潜在风险；而被国人曲解的人造肉，长期看或许蕴藏着大机会。
对于国内的投资人，他的建议是除了独立思考，不断增加知识储备之外，还要具备国际化的视野。与海外投资者互动、以及外资入场对于A股市场的影响，都将变成国内投资人分析投资标的的新因素。
《红周刊》：感谢李山泉先生接受《红周刊》的独家专访！您是华尔街知名的华人基金经理之一，也是《红周刊》多年的老朋友了！
李山泉：很高兴有机会再次与《红周刊》探讨有关投资的问题。
《红周刊》：当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加速，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人把目光聚焦到中国。这种现象在华尔街是主流吗？
李山泉：华尔街对开放的A股也充满兴趣。
因为无论是经济增长率、人口规模还是消费潜力，中国在新兴市场都首屈一指，中国资本市场正成为全球重量级的player（玩家）。投资人越早布局越占优势。据我了解，海外先觉资金已经捷足先登了，好的企业正受到主动配置型外资的追捧。
当然，也有海外投资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制度上的差别会给中国市场估值带来负面影响。但这并非主流。
《红周刊》：贸易摩擦对A股也有情绪上的影响，但力度越来越弱了。华尔街对此事有一致预期吗？
李山泉：没有一致预期。在美国，要想达成对某事的一致预期很难。就像贸易摩擦一事，一派认为无论如何都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也有一派认为要和中国继续发展，有问题说问题，要相互依赖解决矛盾。
个人认为，贸易摩擦是中美间可控的矛盾，投资人要习惯于这种矛盾的常态化。两国要想“好的不得了”或“坏的不得了”，可能性都很小。现代社会，大国的关系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而海外投资人不会放弃中国的投资机会、愿意投资中国，是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赚更多的钱，而非像政客那样过度强调政治。
外资进入中国的市场是大趋势，也有先知先觉的资金提前进场。但速度或许没有国内市场预期那么快。
《红周刊》：愿闻其详。
李山泉：外资也需要走法律等程序，更需要对中国市场不断研究、测试和评估。
金融开放是把双刃剑。好处是中国股市可以与国际市场接轨，让市场中良币驱逐劣币的生态更健康。当然这也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参与者、监管者、上市公司等都需要按照国际惯例或标准来操作和运作，这样才能让外资在A股市场找到熟悉的感觉，让外资看A股的公司和看自己国家的公司一样，这样才会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入场。
另一方面，资本进出变得容易，市场波动也将加大。大量海外资本涌入中国市场会造成了一些个股高估。如果其他国家的投资机会安全性会更高，海外投资者就会卖掉一些中国资产而配置其他国家。
当然，当下中国的市场还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
因此，就国内投资人而言，如何与海外投资者互动、如何看待外资入场对于A股市场的影响，都将变成分析投资标的的新因素。
《红周刊》：A股会越来越与美股趋同吗？
李山泉：虽然A股起步晚于美股，但长远看，两者的趋同性在不断增加。无论从市场表现、分析方法还是监管层面，A股都没有逃离西方股市所走的路。
例如，依据上市公司或者所处行业真实情况，好的行业或公司在股价上享受很高的溢价，而差的公司股价很难看，无人问津。这是正常的现象，是中美股市趋同的现象。
只要A股遵从市场原则，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现象在A股将有同样的反应。因为所有投资人都喜欢“买得便宜”，而对于好公司追捧者会越来越多，溢价自然就高。这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并不复杂。
《红周刊》：您个人管理的基金，后续会有加大投资A股的计划吗？
李山泉：要具体标的具体分析，只能说现在是好机会。只是基金经理都不太方便公开谈论具体的投资品种。我买了再谈论，有诱导股价嫌疑。我没买我说了，而你买了，我再买岂不是贵了！（笑）
《红周刊》：那谈谈外资的投资风格吧。总体看，外资比较青睐中国的“核心资产”，以消费为最。外资为何这么看好中国的消费呢？
李山泉：因为中国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大市场，核心就是这14亿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市场有14亿的人口规模。这是外资注重中国消费市场最主要的原因。
消费领域投资风险最小，且增长空间巨大。不管外部贸易摩擦如何反复、内部的猪肉价格如何上涨，14亿人总要衣食住行，而且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很难改变的。因此，无论是创业还是其他，只要和这14亿人挂钩，都会发展得很好。
其实，外国人也一直在考虑和利用这14亿人。就像麦当劳等全球快消品巨头进入中国市场，不需要14亿人口都吃汉堡，有3%或者5%的人吃汉堡，市场就非常巨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14亿人口的消费在动态变动中。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对品牌认知开始觉醒，高端消费品越来越受追捧。
除了消费，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高科技。逻辑同样在这14亿人口。
《红周刊》：请您具体谈谈。
李山泉：中国十分重视教育，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这是14亿头脑，头脑产生的巨大力量就是未来，这些被知识武装了的头脑、不断接受着新事物的年轻人，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这会催生高科技领域不断诞生创新型的企业。而且中国政府还在外部不断支持和推动创新。
不少海外投资人意识到，中国在科技领域好公司大量涌现并非遥不可及或是需要等待很多年，而是指日可待。
我个人走访深圳的科技公司时也深有此感，这些公司的科技创新厚实程度非常高，虽然它们现在还不是华为、大疆，但再过几年，集中在生物领域、制药领域等高科技领域将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公司。
就像刚才说的，中国注重教育，父母会竭尽全力把孩子往上推，这是一代代人的努力，这就让中国诞生了大批高质量的知识分子，这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是实实在在的。
《红周刊》：消费和科技股的大方向您都看好，投资时会有侧重吗？
李山泉：相对来说，消费股的机会更确定。科技股未来的投资机会喜忧掺半。
不单是中国，全球大的科技股都面临着很大的法律风险，就是数字税的征收。
因为科技股依托其网络操作可以轻易跨越行政管辖区域限制发展业务，这与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任何一个区域的政府管理部门对当地的税收、就业、劳工、资本等都是有管辖权的，唯独网络公司可以轻而易地举渗透到非注册地管辖的地区去，拿走非管辖区的劳工、收入却不受其管辖，也不用给当地交税。
如阿里巴巴在浙江注册以后，把全国的市场都轻而易举地就聚拢到自己的平台上，其他省市里的企业作为电商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发展，这些省市略微征收一点电商企业的税收而已，阿里巴巴自身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税收和好处则都给了其注册地浙江省，其他省份想要分一杯羹，基本上不太可能。
美国的大科技公司情况也一样，亚马逊带动了全球电商发展，但它注册在美国加州。可能由于亚马逊公司的创立使其他地方很多零售业凋敝、关门了，但电商产生的利润却集中到了亚马逊。
国外的立法早就为此争吵，话题在美国国会有讨论。当然这里有政治问题，如Facebook舆论影响是否过大，是否舆论被操控影响到了选举等。
虽然这些企业和企业的投资人受益了，可从大的角度说，经济和社会在发展但贫富差距悬殊，这说明财富分配出了问题。过去，讲怎么把饼做大，那么现在关注的除了把饼如何做大，还关注怎么把饼进行合理分配。网络公司也一样，都给一家公司是不是合适？
因此，怎样把大的网络公司纳入合理的规范去发展，对东西方，都是有很大讨论空间的话题。现在大家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怎样去解决它，没有一个好的方法，但这对科技股来说是一个潜在风险点。
《红周刊》：这个潜在风险对大的科技公司更明显，那对于美团、拼多多、滴滴等国内新崛起的科技公司如何呢？
李山泉：道理是一样的，后起之秀不一定形成行业垄断，但其收入到底在多大的范围内分布才是问题症结。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以Uber（优步）为例，问题很早就暴露了，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出租公司的利益而不允许Uber运营，除非Uber也给当地政府交税或者运营费。
因此，大的企业尤其是高科技公司，赢者通吃的现象将来会受到抑制，法律上会采取方法去避免赢者通吃的局面。
虽然赢者通吃让一个企业迅速做大，提高了社会效率，但代价就是很多企业倒闭，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红周刊》：这个潜在风险点，国内投资人感觉还有点遥远。
李山泉：一旦通过立法，风险可能一夜间就会到来。
法国等欧洲国家已经通过了所谓的数字税，各个国家肯定会效仿，多米诺骨牌效应下，科技巨头的风光就没那么抢眼了。
作为投资人这些都需要提前考虑，毕竟这存在发生的可能性。因为政治上的风险往往比很多投资人想象的要大得多，一旦成行，很难改变。
比如，美国大选就带出很多值得投资人提前思考的问题。如很多投资者喜欢买大制药厂，逻辑是人口老龄化到来药量需求大，但这个逻辑并非一成不变。如民主党总统竞选人Elizabeth Warren（伊丽莎白·沃伦）表示，要实行全民医保。若她竞选成功，实行全民健保，医疗成本就得下降，而药物是医疗成本的重中之重，国家对药物价格严格限定，企业想进入国家的采购系统就需要降价。这将导致大药厂的利润快速缩水。这都是潜在的投资风险，投资人无法逃脱，且无论提前如何分散风险都没用。
《红周刊》：2018年9月您就曾发微博：国际市场与大麻相关的种植、加工和销售等被国内投资者所忽视。而国内上半年大麻概念股迎来一波可观的涨幅，虽然炒作和投机成分很大。但想和您探讨，当前时点，是否存在国际上关注度较高，但没在国内投资领域引起重视的新事物呢？
李山泉：去年下半年大麻相关投资机会在国内关注度较低，主要因为大麻在国内算是毒品，国内投资人关注意义也不大。
个人认为，人造肉或是前景较好的投资领域。如前段时间上市的Beyond Meat，上市后股价从每股二十几美元一路上涨到200多美元。但国内对于人造肉概念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第一反应就是“拿豆制品代替的素食”，而这样的理解和海外的人造肉完全是两回事。
海外人造肉是直接从植物里提取与目标肉类相应营养成分加工成肉类，取消动物饲养，不必走牛吃草长肉、杀牛吃肉的过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都可以做到的。
类似的还有直接从桑叶里提取相关物质用机械的方法抽丝，然后做成丝绸，而不走蚕吃桑叶再吐丝织绸的过程。现在这项技术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技术和市场，海外的明星对这类丝绸很追捧。
再比如石油开采也可以采取这种模式，石油是树木、草等绿色植物埋在地底下多少年形成的，绿色植物里含有大量可以提炼石油的有效成分，通过技术手段直接将这些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就形成石油，不必再将植物埋在地下很多年。
听着像天方夜谭，但如果投资者仔细看各种分析和研究材料，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20多年前，科学家首次提出TMT通讯时，设想未来电话、电视和Internet（网络）通过一根电缆就能解决，当时觉得遥不可及，但这些在当今社会都早已实现，一根电缆不仅可以同时实现打电话、看电视、上网，现在还延伸到无线上网。
当然这也会有质疑声，因为当有了人造替代品，人们又会钟情于原始的、天然的生产方式，但这都是人类社会变迁中会遇到的问题。
《红周刊》：从具体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时点来说呢？
李山泉：想要一下找到赚大钱的标的，机会比较小，当前在该领域比较成功的是Beyond Meat。投资要有前瞻性但也要很谨慎，新技术的发展总会有一批新企业脱颖而出，但往往需要很多年发展才能进入成熟期。
每个新生事物的出现，预示着未来有人会因此赚到钱，但绝不是每个人都能赚到钱，过早地参与承担风险会很大。但Bet（赌）对了，投资越早，回报越高。就像互联网发展至今，初期很多企业都在竞争中被淘汰，剩下的都是一些成功突围的企业，很多人只看到这些成功的企业，却没看到背后是大量倒闭企业。
《红周刊》：接下来和您交流的是投资理念的问题，您践行以基本面为核心的主动投资。但这些年以量化或追踪指数为主的被动型投资方法发展迅速。在海外，被动型投资和主动型投资各有市场。当前流入A股的外资也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被动型的资金，另一部分是主动配置型资金。您认为指数型基金和主动配置型基金谁将是未来的趋势所在？
李山泉：主动型和被动型投资的话题，也是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都在关注的话题，可探讨的空间很大。大概从15年前开始，美国的被动型基金越来越多。
主动和被动投资对于丰富资本市场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很难说哪种方法绝对好或不好，在量化对冲投资领域也有很多杰出的投资者，但其成功往往是因为其专注于某特殊市场。判断哪种方法是否有效，就看使用该方法的投资人是否得心应手、能否将投资结果最大化。
科技发展为量化投资打开了方便之门，降低了投资人力和管理成本，满足了多层次资金的交易需求，但并不意味着量化投资会取代基本面分析。
因为被动型投资发展的前提是数据非常发达和稳定，所投标的表现也非常稳定，在此基础上，计算机获取这些数据很容易且速度很快。但对于一些需要前瞻性的投资，被动型投资很难与基本面投资相较量。主动型投资是带有前瞻性的研究，是深入到企业寻找推动企业未来做大、做强的基因。在企业发展初期，很多数据往往不充分甚至不存在，这就需要去实地调研和追踪。
无论是去基层调研还是走访企业调研，我很少见到做量化或者ETF的基金经理。
《红周刊》：如此看来，被动型投资用在成熟领域更好一些。
李山泉：是的，但用多了之后也有弊端。当前市场上投资者建立的数据模型区别并不大，因为建模使用的数据就那么多。同时因为被动型所投资的标的范围是固定的，因此，当资金快速大量流入或流出时，很容易造成所投标的个股基本面与股价严重背离，也就是推动型增长或者推动型下跌。当资金大量快速流入时，个股股价表现会非常好；当资金疯狂外逃时，个股股价往往又会暴跌，会出现好公司突然暴跌、差公司突然暴涨。这会导致股票市场扭曲，丧失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而“炒股”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市场资金分配到最需要发展的行业和公司。
当然被动型投资的发展对整个资本市场到底是好是坏，暂时还不能过早下结论。但我仍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识到被动型投资所带来的市场交易严重失真，市场会有一个自我修复或调整的过程，如对价值投资或者基本面投资更加以重视，但这需要时间，不会很快。
《红周刊》：您进入投资领域最早就是从量化开始的，能谈谈您从量化到追求基本面的转变吗？
李山泉：可以说做了一辈子的基本面。虽然我刚入行的时候是从量化开始的。
从Brown Brothers（布朗兄弟）到Oppenheimer Funds（奥本海默基金）初期，我做的都是量化交易，当时公司给我的计算机都是顶配，一台机器的价格可以购买十几台PC机。
促进我转变的有客观的原因，当时我的办公室在美国世贸中心的Twin Towers（双子塔），我们每天要对数据进行备份然后锁在办公室的铁箱子里。没料想发生了“9·11”，大楼塌了，量化模型也被烧成灰烬。后来我把数据模型的基本原则搬到了彭博系统中，但已不是之前那种高度自动化的量化模式了。
我早期投资过程中有幸运成分，但在我做量化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门都很崇尚基本面分析，基本面分析很成熟，我之前就一直在学习，随着投资厚度的增加，我的投资重点逐渐转向了分析企业的经营、研究企业的未来、关注企业新产品等，“9·11”事件模型烧毁，正好让我有了转型的契机。
从目前情况来看，长期来看，业绩特别好的投资人仍以基本面分析居多。就像我刚才谈的，企业在发展初期，很多数据是不充分的，需要深入到企业中去研究。
以我所专注的矿业投资来说，一家存在几十年的成熟采矿公司，历史数据是现成的、市场交易数据也是不断更新的，那么被动型投资就很容易进行跟踪。但如果此时一家小公司股价突然崛起，但可供查阅的历史公开数据很少，那被动型投资只能在价格领域发现该公司股价的异动，但对于股价异动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可能并不清楚。但以基本面为主的主动型投资者则可能已经实地去调研过，了解该公司在某个国家或者地区钻探的过程中发现了巨大储量新矿，该矿的品位如何、发现新矿所处的地质构造如何等。而这些数据要达到成熟阶段被纳入到被动型投资指标中，恐怕还需好几年。
《红周刊》：基本面投资就是对企业未来发展做出正确的预判。所以做基本面或者价值投资的人常说“投资是门艺术”。您怎么看？
李山泉：我也认同“投资是门艺术”，投资是哲学和科学的有机结合，是在不确定性当中寻找确定性的机会。
首先，投资就是买一个企业，支持企业发展，而企业在从事一项生意。那么无论是直投还是其他方式投资，都是在支持企业的发展，投资者都需要分析的公司或者公司所在行业。
其次，投资永远有时间概念在其中，投资不仅是买到一个企业的多少股权，投资投的是企业的未来。如某家上市公司股价为100元/股，未来三五年甚至十年，公司每股所带来的收益是否会超过100元，需要投资者对未来做出预测。
但每个投资者对未来预测的能力不同，这就产生了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如果投资者对于企业发展规划和憧憬很认可，可能就会长期持有；反之，则会觉得市场投资者都会急着套现。
说投资是门艺术，实际上资本市场是多家博弈的场景。用纯科学的方法描述投资，又不那么准确。但是不讲科学，完全拍脑袋去投资，又失去了投资意义上最重要的东西。投资永远都是在不确定当中寻找确定性，但没有一个方法和理念绝对正确。
《红周刊》：您怎么理解价值呢？怎么看价值型投资和成长型投资?
李山泉：价值要看是今天的价值还是明天的价值。投资看的是未来的价值，投资能够赚到钱的就是未来的价值。很多投资者将价值投资简单理解为股价暴跌了个股的投资价值就大了，这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在该视角下谈论的“便宜”是相较于历史估值而言，但真正能够让投资者赚到钱的有价值的投资，其实是对未来价值的判断。
比如说，某家公司股价历史上最高曾达到100元/股，当前其股价跌到仅为10元/股，此时股价是否“便宜”，还需具体分析，如果该公司基本面出现重大变化，在当前的特殊背景下股价就值10元，此时就不存在买入价值。但如果该公司因短期特殊因素压制股价，将来翻身的话股价不止回到每股100元，甚至每股200元、300元，此时投资者在10元/股拿到了筹码，就是价值投资。
那么，价值型投资和成长型投资没有天壤之别，都需要投资者能准确预测某家公司的未来，需要了解该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了解该公司能否在行业中脱颖而出；了解该公司管理团队是否能够带领公司在行业当中独树一帜，是否具有前瞻性领导能力和资本市场运作能力；以及公司技术人员在行业中的水平和地位等基本面因素。总之，价值投资就是要往前看，要侧重于未来的投资价值。否则很容易陷入简单量化历史数据的被动型投入中去。
这些基本面的研究方法不分国界，在中国也同样适用，价值投资在中国一样可以扎根。
《红周刊》：对企业未来做出判断，您有没有更聚焦的方法呢？
李山泉：在投资过程中，我会考虑“动态投资分析”，而这其中“相对”是个很关键的概念。
而无论是动态分析还是相对概念，强调的都是把握资本市场的连续性。企业发展也是如此，不管其如何扩张，其最基本的经济行为是连续的。
如果将多家公司放在一起，每个公司都在发生相对的变化，而如果在时间轴上选取一个时点，不同公司之间也会有一个相对比较。例如，从业绩增长率、成本控制、分红等各种指标来对比，都有一个相对的评价，哪家公司相对来说投资风险比较小，哪家公司回报的潜力比较大等，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另外，相对概念不能仅放在某个时点上来看，还需要拉长周期，有时间维度，需要把选取的指标重新做对比分析，结论可能与此前比就会发生很大变化。而如果把时间点串联，思考则会更加完整。如今年企业的盈利很高，但等到下一个时点，企业盈利大幅下滑，那这或意味着未来该行业可能会发生某种变化，例如衰退等。
这些都是要更多维度的去看问题。
《红周刊》：除了分析层面，执行层面也很重要。投资最主要的是要在准确的时点上做出正确的决策。为了更好地降低心理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华尔街的基金经理往往都会被要求学习行为金融学，作为职业投资人，如何做到反人性呢？
李山泉：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是有点难，很多事情知易行难，投资更是如此。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基金经理永远要面对压力来做决策。
压力一是来自于内部，如公司和客户都希望你所管理的基金产品业绩要好，当业绩不好时，基金经理所感受到的无形压力会增加。另一方面来自市场，因为市场不断变化，每天都有海量的信息且没有终止。基金经理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决策。
投资最忌讳的是从众心理（这与所在企业是否给基金经理相对高度的自主权等因素有关），从众会使得你的投资结果充其量是Moderate（中等水平）。基金经理想要脱颖而出，行为和思维方法上都需要非常独立。
我常跟年轻人讲，投资是个“累死人”的行业。除非当甩手掌柜，只要自己决策，就需要对纷繁复杂的信息不断研究和追踪、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巴菲特和索罗斯亦如此。即便是机构雇用分析师，就我个人经历，分析师来汇报，最终决策的还是自己。而且分析师水平有高有低，看法有时候和自己一致有时相左。
对于个人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一定要不断更新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在面对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决策，能在准确的时点上做出正确的决策。投资就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知识竞赛，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决策，才是最靠谱的决策，熟悉的领域投资就会得心应手。
一个人占有信息量很大、加工信息的本领很强，胜算就很高。尤其是现代社会，信息繁多，如何有效把握信息，对一个好的基金经理是绝对的考验。
成功投资人的经验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我操作“洋人”的基金，也是管理了几十年才呈现出现在的一点点成果。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我们在投资过程中要尊重这个过程。
《红周刊》：除了这些，作为优秀的基金经理，还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
李山泉：除了独立思考、不断增加知识储备等，基金经理还要善于通过小变化揣摩大趋势，这样才能赚到大钱。这就是前瞻性。对市场上的龙头企业，能做到在企业很小时就关注，伴随他成长壮大，收益就会很可观。
其次，要有全球化视野。国内机构投资者不仅需要了解中国的行业和企业，也要站在全球视角来看待一家企业。要求基金经理的知识结构可以跨越中国的市场环境，把投资标的纳入到国际市场中来研究，例如对拉丁美洲、北美、欧洲地区企业的了解等。投资于海外，就需要国内基金经理外语要好，可以直接对接国际信息，能够直接与国际公司对话，迅速了解情况等。
当前国内投资于海外的基金经理比较紧缺，但个人认为，这种人才缺少只是暂时的，随着未来货币资产转化成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中国越来越多的投资理财将进入全球资本市场，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所在。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与单纯投资于单一国家的机会，明显是不一样的。
视野要开阔，时间维度又很深，做好这两个维度很难，仍需要建立在善于学习的基础上。
另外，海外的投资经理年龄普遍偏大，都是“老奸巨猾”，年轻的基金经理相对较少，不做五六年分析师是不会做基金经理的。当然，海外在退休制度上与国内不同，我同事已经70多岁了还在管理基金产品。
《红周刊》：您将投资周期设定在5年，这方面有什么值得国内投资人借鉴吗？
李山泉：5年其实是一个平均数值，一个投资标的在投资组合中所用时间千差万别。短期、长期，甚至超过5年的持有期间很多。这取决于投资者的资本驾驭能力、对标的的熟悉程度。如果在能够保证投资准确率的情况下，很难缩短投资周期，不如持股5年甚至10年，越长越好。这也是为什么被动型产品也很有市场。例如，买一只指数产品，然后持股不动，退休的时候取出来，这也是一种投资方法。
这都是相对的。
同样相对的，还有集中与分散的话题。对于看懂的投资，要敢于下重注，集中投资，才能赚大钱。分散投资风险，是因为投资人对自己的投资标的未来并不确定，害怕投错才要分散风险。当然，投资永远面对的是不确定性，针对这种不可预见风险，投资者需要分散投资。就像资源类投资会有不可预见风险，如地震、海啸等突发因素都将影响股价。只有这些不可预见的才能称之为风险，可预见的风险并不是风险，
类似的还有换手率问题，很多基金经理因换手率过高而遭受市场指责，但换手率也要辩证地看。换手率高受到批判，是因为保证不了准确率。如果一个投资人换手率高决策还准，那换手率高就是好事。例如，投资者操作100亿元的资产，在保证投资准确率的前提下，换手率100%就意味着投资者操作了200亿的资产，那回报率肯定比换手率10%的要高出很多。我们基金早期仅1亿美元，那换手率可能会达到300%，那就相当于使用3亿美元的资本。
《红周刊》：最后还请您谈谈A股国际化过程中还需要打破哪些瓶颈？
李山泉：A股国际化讲了很多年，但完全国际化还需要进一步改变。
首先，外资需要A股市场透明、规范化，唯一能够使A股得到国际投资者认可的手段就是法治。在一个完全可行的法律框架下，市场或参与主体出了问题，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而非依靠行政命令来干预。A股这方面仍需提高。
就监管方式而言，A股需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有效查处市场违规行为且处罚力度到位，防止上市公司因欺诈或虚假宣传坑害投资人。让投资人、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三方良性互动。
之前，我投资了一家内蒙古的港股瑞金矿业（REAL GOLD），长期停牌，现在已被联交所取消上市地位了，投资在这只个股上的钱已经“打水漂”了。因为我作为投资者被骗了，我曾去这家公司调研过，也去见过该公司的CEO，但高管所说和实际情况是两回事。在海外，上市公司对投资人讲的内容与实际不符，停牌的同时，投资人就可以聘请律师起诉该公司索赔，主要管理人员可能会因此面临法律制裁。
其次，好的资本市场，不应因某些监管行为而影响到上市公司的发展。例如，企业之间要扩大经营，跨省市兼并就不应受到当地政府的干扰，这样能形成全国性的大市场，提高资本运作效率，这样有助于全国顶级大公司脱颖而出，就像互联网行业出了个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能够轻而易举的跨越省的界限，甚至是国界，其他行业也是一样，但很难出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是因为跨地区的重组阻力非常大。参考美国经验来看，虽然美国各州之间界限也很分明，但法律上很清楚地标注了什么事情可以做和不可以做，这使得资本在美国的使用效率要比国内高很多。
再次，国内投资人与海外投资者对投资的认知也有一定的差距。要培育国内投资人依据经济原则、经济规律以及法律原则来考虑投资，不把投资神圣化，或者说不把投资复杂化，国内投资者要提高对市场的理解水平。例如，在国内K线图等技术分析还非常有市场，但在美国，用技术分析图去拉客户基本上没有市场空间。
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要通过实践和学习不断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投资人。这是A股市场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国股市不是需要一两个所谓的投资高手，而是需要一批投资高手，这是中国股市未来能让真正的投资人获取更多回报、更好的回报和更大利益的唯一渠道。
最后，衷心的希望中国的股票市场越来越繁荣，希望国内投资人从中分得一杯羹，切实得到好处。
《红周刊》：再次感谢您接受《红周刊》的采访，也相信您的建议对国内的投资者会有所帮助！
李山泉：谢谢《红周刊》！■
李山泉：华尔街知名华人基金经理、中国旅美金融协会首任主席，其所管理的美国景顺黄金和特殊材料基金（Invesco Oppenheimer Gold and Special Minerals Fund），在其接管以来规模从1亿美元最高曾达到50亿美元，在同类产品排名中多次获得三年、五年、十年期第一名。其独创的“动态投资分析法”，对其成功投资股票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发表于11月30日《红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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